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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人才托举工程|陈说:往妇科恶性肿瘤的“上游”走,哪怕只帮到一小部分患者

来源:广州市科协  作者:吴晓娴   2021-01-07 08:48:49

人物档案

陈说,1989年生,医学博士,副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2018年“南山学者特聘教授”计划引进入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,同年聘为副教授。以第一作者身份在MolecularCancer, Cancer Letters, Cell Death Disease等杂志发表SCI论文19篇。2019年入选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•医学骨干人才,2020年入选广州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。

随着筛查技术的普及与健康意识的提升,越来越多妇科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及早接受治疗,但另一方面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一直没有明显改善。如何不再谈癌色变,是医者的心愿,也是医学科研人努力的方向。

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妇科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说,每天都在这两个角色中切换,与妇科恶性肿瘤对抗。临床上,他医者仁心,努力提高医术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,更关注患者心理,“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 总是去安慰”。科研中,他与良师同行,共同探索妇科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,往肿瘤疾病的“上游”走,试图为为妇科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、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以及个体化治疗、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思路。

遇自己

从外交官到外科医生

陈说出生在江苏淮安,一提及家乡,总会补充一句,“就是周总理的故乡”。不知是否受到这位大外交家的影响,他一直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外交官,直至2007年高考填报志愿那天的早上。

一觉醒来,陈说推翻了此前自己所设想的三个志愿。“我对理科、文科、工科都不感兴趣,再能想到的就是医学了。”从小便习惯于独立做决定的他,这次亦迅速进行了自我剖析——自小动手能力就不错,家中做生意让他懂得如何与人沟通,人也比较心细,不晕血,加之全日语教学能满足自己多学一门语言的愿望......综合考虑后,他果断地将“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(日语班)”填为第一志愿。

对于为何“临门一脚”时改变主意,陈说自己也想不明白,唯一有可能的便是高考前两个月的一次阑尾炎手术经历。见他是个准高考生,当时的手术医生便问他想不想当医生,他内心立即拒绝,不料“打脸”却来得如此之快。“做决定时,可能近期发生的一件事会给你一些暗示,然后选择就出来了。”

决定果断,适应也快。“我的性格是一旦做了一个决定,就不会再往回想,一定会往前看。”无论是地域生活还是专业学习,陈说几乎是无缝衔接地进入了状态,但真正让他从专业转向职业,意识到“医生”这一身份时,还是从第五年临床实习开始。

陈说的第一个实习科室是儿科,啼哭的孩童、焦虑的家长,嘈杂紧张的环境给他带来强烈的冲击。“那么小的孩子,来的时候都带着病痛,但他们又无法描述自己的症状,全靠医生的经验,再辅助查体以及化验检查,从而进行诊断并治疗。”他开始有“做医生”的成就感,便是患者经诊治后好转出院的时候,“一点一点地,这些都能给我带来很强的自我价值实现感。”



遇良师

“我一直是个‘偏得’的人”

如果说能找到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,是件幸事,那么在前行路上遇到志同道合之人,更是难得。陈说便是这么一个“双倍幸运”的人。

临床医学生大五那年的实习,需要将内、外、妇、儿等各科室体验一遍。“在那个阶段,每个人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熟悉各科室,最终来选择你未来三四十年的一个从业方向,说实话那会我很迷茫。”

所幸,陈说在妇科轮转时遇到了自己的硕士、博士导师赵杨。陈说早在大三科研见习时接触了分子生物,并开展了相关科学研究,作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,赵杨教授当时也正在开展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科研项目。陈说主动申请进入她的实验室进行学习。

“在处于很迷茫的阶段时,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,让我觉得跟着她能学到很多东西。”赵杨的出现,让陈说的从业天秤倾向了妇科肿瘤方向。“

对于陈说而言,导师赵杨既是领路人,也是同行者。“她是我的导师,我是她收的第一个研究生。”无论是他2012年开始攻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学硕士学位,亦或2017年攻读博士学位,陈说始终都是赵杨教授的“第一位学生”。她给他指明了一个方向,然后一起同路前行。“如果当时没有遇到我的导师,我的现状可能有很大差别。”

不仅是导师赵杨教授,在陈说看来,进入医学领域后,无论是临床学习还是工作初期的上级医生,或是如今工作单位广医三院妇科的主任生秀杰教授,自己总能遇到优秀的引领者。“我一直认为我是个特别‘偏得’的人。”“偏得”,谓得之最多,对于这一点,他心怀感恩。“医疗是个团队,年轻医生最开始遇到问题不知如何下手时,后面能有优秀的主心骨扶持着度过这一阶段。”




遇方向

让肿瘤长得更慢些,不要“跑”那么快

大三起涉猎分子生物,加之与导师赵杨的不谋而合,陈说走上了针对妇科恶性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分子机制的研究之路。

“在临床上,像宫颈癌、卵巢癌等妇科恶性肿瘤,它们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到底是什么?我们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基础研究。”为何会发生、又是怎么进展的,陈说与赵杨的科研方向仿佛就是往这些恶性肿瘤的“上游”走——努力通过基础研究,为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、治疗以及逆转耐药探寻新的思路以及方向,并提供理论基础。

“就像为什么有些肿瘤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转移,盆腹腔种植转移或者耐药,我们做的就是找到这些参与癌症发生发展以及耐药的基因,想办法让肿瘤细胞长得更慢些,不要侵袭转移得那么快。”陈说进一步解释,基础研究的目的,便是让肿瘤刚生发就能被检测到,或者被有效杀死,不让它们生长甚至转移。

大白话般的解释看似简单乐观,可实际中要从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试验,中间的路却是道阻且长。“最终取得成果转化的概率可能不大,但如果真的转化了,那意义会非常大,比如说HPV疫苗。”陈说举例称,目前他与导师赵杨在做的其中一项科研,是研究参与肿瘤发展的小G蛋白,“这一研究从我导师读博起就一直在做,一直做到现在。”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自称有“偏得”的陈说亦是如此,总遇良师的前提是他的不懈与认真。而他这份科研人的“韧劲”,在做实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白天在临床上手术,下了班去做科研。”工作后,陈说每天早上7点多上班,当天手术什么时候结束便什么时候下班,哪怕到午夜凌晨,他也会先去实验室泡一泡。

这不仅是因为他与导师的基础研究多基于细胞,不能间断,更出于俩人对妇科恶性肿瘤分子机制研究不灭的兴趣。“我们都想要在临床工作之余,去探索一下肿瘤的奥秘。”陈说打趣地说。若非出于心底最深的好奇与热爱,很难数年如一日的坚持。

2018年,陈说作为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到英国卡迪夫大学进行学习时,“实验狂人”的状态也让老外们吃了一惊。“外国人都觉得周五了,该下班了,不要再做实验了,但我依然会留到后半夜,监控实验进程。”在他看来,科研的魅力便在于很想要知道,下一秒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。

遇信念

不仅让患者活下来,还要活得好

一提到科研人,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都是严肃甚至有些刻板,但陈说在临床工作时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——随和、细心,总是咪咪笑着,没事便跟患者唠上两句。

“我会站在她们的角度去考虑她们的需求,在遵循治疗原则下,尽量达到医患之间的融洽与契合。”

然而,对于一名医者而言,具有强大的同理心,则犹如双刃剑一般。在陈说印象中,有名患者一直让他念念不忘。2015年,一名患有卵巢恶性肿瘤晚期的阿姨做完手术后,仍要接受多次化疗。阿姨在病房里总爱跟陈说聊天,有一次阿姨问他属什么。“我说我属蛇,阿姨说她也属蛇,属蛇的人命都好。她说她一辈子行善,虽然得了这个病,但她一定会康复的”听完这句话,陈说心里一阵酸涩,因为晚期卵巢肿瘤使其能活过5年的几率仅30%左右。

“那会儿我就觉得作为一名医生,能做的太少了。即便明知道这名患者真的很善良,真的一辈子行善,但我无法给她带来更大的帮助,这种时候就会特别无助。”

心思细腻的陈说总是能惦记着大部分的患者,惦记着他们的检验指标、看病日程、恢复情况,总会时不时的电话随访。而那位属蛇的阿姨出院后,陈说仍每隔两三个月给她打个电话,问问情况。“打着打着,大概两三年后,就打不通了。”

临床上带来的,不仅是患者痊愈后的成就感,还有类似于面对那位属蛇阿姨的无助与难过。这也让陈说坚定了继续做科研的决心。“对于肿瘤患者,医生要做的除了延长生存时间,更重要的还有提高生活质量。”在他看来,肿瘤治疗的靶向药无一不是从基础研究中过渡而来,即便出成果的概率很低,哪怕相关成果问世时只有少部分患者受益,这仍是临床以及科研工作者的毕生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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